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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梅轩

日期:2016-01-29 09:21作者:信息中心来源:系统阅读次数:字体:[] [] []背景颜色:

孙梅轩(1897——1946),又名伟福,黄山区(原石埭县广阳)人。民国7年(1918),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曾任私立崇实小学、崇实中学教员、校长,并在民国时期的石埭县党部和政府任职。是一个“白皮红心”的人物,病逝时年仅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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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梅轩青年时期

孙梅轩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民国7年,毕业回乡后与在沪从教多年的同乡桂承之(绍烈)筹建“崇实学社”,研究新学术、新知识,提倡崇尚实际、反对虚浮的学风,并分赴各私塾、运用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对学童讲话,向群众宣传新学。民国8年,在陈劭吾(惟彦)的倡导和资助下,在县城(广阳)西门城外夫子庙(即孔庙)殿宇明伦堂东首枇杷树下平房内,创立了石埭私立崇实小学。学校聘苏志仁任名誉校长,梅轩等人任教员。翌年春苏志仁辞职,梅轩继任校长至民国13年,鉴于山区穷苦子弟路途遥远上学之困难,他和桂承之在征得董事长陈劭吾先生同意后,增加了办学基金,扩办为初级中学,经安徽省教育厅立案,定校名为“安徽私立崇实初级中学”,梅轩亲自兼任数学教员。原“崇实小学”易名为附属小学。民国30年秋,因安徽第八专区数县内无高级中学,经梅轩校长奔走皖南各地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在崇实初中的基础上创办了高中部。经安徽省教育厅立案批准,定校名为“安徽私立崇实中学”。

建校之初学校便立下校训“敦品励学”。崇实中学“校歌”,则由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彭微萍1931年根据黄埔军校校歌曲谱填写。旧社会为梅轩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但他不屑一顾,把荣华富贵置之度外,矢志家乡教育事业,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尤其八年抗战时期,为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四处奔走,历尽千辛万苦,经常带病工作,奋不顾身。乃至崇中迁回广阳以后,终因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病入膏肓才去南京就医。可为时已晚,医治无效,1946年元月病逝于南京栖霞山医院。

孙梅轩一生家境贫寒,子女多,负担重,且子女多未成年,病危时崇实校友苏恕诚、施慕柏等人前去探望,他仍念念不忘崇实学校,并谆谆嘱咐校友:“要关心崇实,把母校办好,千万不要使崇实之光,与我同时熄灭,如能达成这一愿望,我在九泉之下死也瞑目。”却绝口不提家事。梅轩去世的噩耗传到石埭,全县各界,崇中师生,以及生前好友深感悲痛。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汪厅长发来唁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明令褒扬。1946年上半年,孙梅轩治丧委员会先后在南京和石埭举行追悼会,由全国各地寄来的挽联上百副。其中梅轩生前友好,曾任石埭县知事的孙岱亭,写出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识于陵阳,别于陵阳,回首陵阳悲若梦;生也教育,死也教育,终身教育见斯人”。梅轩的灵柩运回石埭后,于1946年冬至前下葬于石埭县城郊雪潭庵西侧山腰的一块祖坟地上,即当今太平湖大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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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中学外景

崇实中学是皖南最早的一所私立新式学校,作为其创办人之一的梅轩,毕生从事教育生涯,历任私立崇实小学、初中,直至高中校长时,且兼顾公益事业,生活俭朴、性格豁达、乐为人助,在石埭县以及方圆百里,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崇高威望及良好的群众基础。他努力实践自己教书育人、强我中华的心愿,其办学的指导思想是“救国应从开发民智入手”、“教育为唤起民众,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他将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名言书写于校门两旁,并活学活用办学理论,从中提炼出通俗易懂“学生是老师的老师,社会是学校的学校”的名言警句;他在学校训话时经常告诫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要爱国,崇中出来的学生不能有一个当汉奸的”。他常与教员一起带领学生种菜、养花,参加稻田收割,常常开导大家“功课考了一百分,只说明你对这门课学会了,重要的是要能学以致用”。因此“崇实”创办始至孙梅轩校长去世止共35年,从小学到初中,直至扩办高中,历届中小学毕业生共约3000余人,为家乡乃至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崇实中学”盛极一时,成为教书育人的典范。

孙梅轩的一生不仅常年为国家、民族、学校带病工作,其办学精神、办学举措、办学业绩,远远超过清代的武训,而且还是教育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现代教育的尖兵,更是一个混迹于豺狼虎豹群中并与之打交道白皮红心的无名英雄,一名为实现共产主义甘洒热血的忠诚战士。

战争年代隐秘战线人物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一般需要有个职业和社会身份作掩护。孙梅轩的“白皮”身份,首先是国民党员,其次都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些职务——1927年北伐军进驻县城广阳镇,组成了石埭县国民党县党部五人筹备委员会,其中就有梅轩,后来正式成立时任石埭县国民党县党部五常委之执行委员及训练部部长;抗战时期石埭县征兵协会之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石埭县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常务委员;石埭县优待出征军人委员、十四联保主任之一;皖南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石埭委托工作团,后改称“石埭特种工作团”(简称“特工团”),任团长;石埭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副主任委员;……至于“红心”,梅轩有许多志同道合、峥嵘岁月里结下的红色战友;他始终坚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肝胆相照。

民国16年他认识了北伐军到达石埭后县党部第一任书记长邹紫莲(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孙梅轩在县党部任常委,彼此相互配合开展了一些革命工作。是年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柯庆施(中共安徽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柯庆施为躲避追捕,由太平县焦鸣銮处避难来崇中,住了一段时间(同来的有三人),在梅轩的掩护下安全离开石埭。自此以后一方面以公开身份积极办学,一方面掩护和秘密配合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展地下活动。民国17年至民国18年,收留被湖南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陈恕、彭微萍、周世光等在崇中任教,由最初的爱才到重用他们,支持他们搞新文化运动,和带领、鼓动学生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反腐朽官僚的革命斗争,冒风险、受反动势力打击,也在所不辞。民国22年至民国23年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红军曾在石埭、祁门、黟县交界地区的杨家墩、桐坑、美溪、柯村一带建立苏区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残酷围剿下,有大批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关押在石埭县监狱里。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太平县谭家桥战斗失利后,由泾县、太平等地到石埭县广阳镇一带,然后沿清溪河进入柯村苏区休整。粟裕带了两个随从到石埭县广阳镇找孙梅轩,约在县城郊区见面,粟裕交代一些事后匆匆离开。事后梅轩以社会公益人士身份,千方百计营救,分期分批取保释放,为革命保全实力。民国20年“九一八”事件和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学校师生先后三次深入乡村,运用演讲、访问、办墙报、画刊和唱歌、演剧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民国23年大旱,饿殍载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石埭县成立抗旱委员会,梅轩是负责人之一,他自告奋勇到南京、芜湖、天津、唐山等地找旅外同乡募捐。在天津,一次同乡请他吃饭,在谈及家乡灾情时,他泣不成声,中途退席,此举深深感动了大家,纷纷感慨捐助,在芜湖购买了一万多担大米,运回家乡救济灾民。民国23年至民国24年,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皖赣边区打游击,宣传抗日,提出“收回失地,还我山河”的口号,建立北上抗日先遣队,梅轩校长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学生,抵制日货。民国25年,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梅轩校长非常兴奋,感慨地说:“中国有希望了。”他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要亡国,人民就要当亡国奴。在他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学生们一般都痛恨蒋介石、汪精卫不抗日,西安事变后,据说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因中奴化教育太深,曾因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逮捕而痛苦,又曾为蒋介石的返回南京而欢声动地,大放鞭炮。但在私立崇中则不然,大家都主张反蒋抗日,未搞庆祝活动。民国26年秋,石埭县民用食盐奇缺,梅轩又挺身而出,从青阳县借调食盐,胜利归来时,县里为他雇了一顶轿子,他坚决不坐,与运盐队伍一道步行回石埭。民国27年,新四军军部设皖南泾县云岭后,梅轩与中国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联系更多,曾掩护党的干部黄诚、谢云辉、魏今非、刘烈人、方休、陈希龄、吕月华、刘和庚等,在崇实中学先后举办两期“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由于他的秘密配合和掩护,中共皖南特委派苏帅仁到母校建立中共崇实中学支部及其中共石埭中心区委。民国27年至民国29年,梅轩曾多次秘密去新四军军部联系工作,由新四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引见过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新四军支队司令员粟裕,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皖南特委委员江靖宇以及与中央到皖南工作的同志会面。他动员崇实中学许多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其中就有其长子孙同庆(由黄诚推荐,当时化名为孙普之,后又改名为沈普之)。皖南事变后有许多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干部,经过石埭,梅轩都把他们秘密送到王村河、清溪河山里,隐蔽一个时期后,再探清道路,给他们路费,帮他们摆脱敌人的追捕。如新四军政治部干部方休和一名营长骆友谅回归部队。民国28年,石埭县夏村一带又遇大旱,人民生活困难,中共石埭中心区委通过孙梅轩,设法从天津崇实中学校董会筹来款项,购买了荞麦、玉米、马铃薯等救灾粮种,以特工团的名义发放给夏村一带乡民。通过发放粮种,在夏村乡等地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并在农村迅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民国29年至民国30年有党组织派来“崇中”工作的地下党员周尚泉(又名周默罕)、曹欣安、奚绍玲等,在“崇中”和附小教书,在孙梅轩的掩护下开展革命活动。在石埭演出过曹欣安编写的反帝反封建话剧“四年间”,后因知道有密电要逮捕,梅轩事先通知他们离开石埭。民国31年元月,在新四军七师要求皖南首先开辟七井山区,以配合七师开辟沿江两岸的指示发出之前,党组织就已派苏帅仁秘密来石埭,与孙梅轩有秘密联系。当时苏帅仁不能暴露,由其弟弟苏薏薰来“崇中”找梅轩联系,并由梅轩协助做了一些工作,提供皖南地区国民党军政情况。民国32年,党组织派盛丽生(现名盛东)来“崇中”,在崇实高中读书,并在孙梅轩掩护下,开展了一些工作,以后也是梅轩知道有密电要抓捕,才通知盛丽生离开石埭的。民国33年秋,石埭县政府召开县务扩大会议,要筹办巨款,扩充地方武装,打击新四军游击队,孙梅轩坚决反对。他事先组织进步力量,以石埭民穷财尽,无力负担这笔巨款,要扩大地方武装,只有申请上级救济为借口,使县政府阴谋计划没有得逞。民国34年,抗战胜利前夕,孙梅轩通过他的长子孙同庆,资助崇实中学学生陈昌盛去解放区,解放后陈昌盛回到石埭县公安局工作。孙梅轩掩护过的中共高级干部还有余纪一、范治农等。当年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包括成仿吾(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都到过崇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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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周刊之孙梅轩临别赠言

孙梅轩人品高尚。在石埭正直公道,乐于助人,加之办学多年,无论哪个阶层,都有他的门生故交,人脉很广,不管是地方上的三教九流、黑道白道、还是国共两党,他都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人物。旧社会为梅轩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但他不屑一顾,而是把荣华富贵置之度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矢志家乡教育事业,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跟着共产党走,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为发展皖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孙梅轩时时处处以国家、民族、学校为重,很少顾及家庭,也不顾自己身体,还经常遭受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种种压迫,忍辱负重,曲意周旋,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梅轩遭受重大打击时也不灰心,常说:“精神一到,无事不可为。”“求仁而得仁有何怨?”梅轩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以至于自己家庭一贫如洗。他严于律己,每日早起,时时注意为人师表,亲自授课,亲自与师生一道参加劳动;省吃俭用,家中孩子衣服平时穿的是黑平布中山装,大的穿了,小的接着穿,难得有新衣。他自己也是常年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冬天穿一件四弟孙柏轩送的黑呢大衣,为了应酬,有时也戴顶礼帽,可能是高度近视,常年戴副眼镜,出远门时,经常穿草鞋,到目的地后才换上布鞋;家里生活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很少有荤菜,常年青菜、萝卜、豆腐唱主角,根本无钱买零食给孩子吃的习惯;下乡宣传抗日与学生们一道爬山涉水,同吃同住,以苦为乐。就连洗脸也不用毛巾,而是一块白土布;教课时,经常将粉笔头用到不能用为止;晚上与学生谈话,经常将煤油灯捻得很小,并告诫师生:“煤油是进口物质,节省一份煤油,就少消耗一点国家的元气。”崇实中学是私立学校,20多年来,校产收入、校董会的汇款、社会的捐赠等,从梅轩手中经过的钱物不知多少,而除应得的工资外,他分文不取。曾有人建议将部分现金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赚些利钱,不能说是贪污,被他严词拒绝。孙梅轩二哥孙群轩抗战初期在武汉海关工作时,曾交给梅轩三千元大洋,嘱其回家帮忙买房子和田产,以备日后从武汉回家落脚,结果梅轩不但没买房子和田产,反倒把二哥的这笔钱花在了穷困学生和营救新四军身上,以及用这些钱送走一些人去延安或解放区。事情过后,二哥群轩意见很大,每年吃年夜饭都要谈到此事,甚至后来闹到了从此不和互不通讯地步……

在近代教育、革命斗争实践中,孙梅轩校长连同其校谱写了诸多引以为荣的动人篇章以及惊险传奇故事。但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的是,他在人生宝贵年华里卧薪尝胆、高风亮节,把生死、名利、毁誉看得很淡、很轻……他的生命虽然像流星一样闪过,却将永远铭记于子孙后代和“崇实”校友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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